每天早晨七点半，他穿着一件灰布长袍，戴着一顶土棉纱睡帽，一手拎着布包，一手拄着手杖就走上讲台。打扮古板，却用纯正的英文朗诵着“雪莱”的诗歌。当他开讲时，从来不会看一眼笔记，所有内容全都脱口而出，讲到得意时，还拿着手杖一轻一重地附着节奏。曾来此听课的清华学生梁实秋回校后半是羡慕半是嫉妒地抱怨：内容丰富，井井有条，学校未能罗致，“宁非憾事哉”。而这个人，就是被鲁迅戏称为“现代中国孔圣人”的吴宓教授。

  名中带“宓”本为“安静、和谐”之意，可这位“夫子”却大声叫嚣“凡是胡适赞成的我都反对”，使自己处于新文化运动的风口浪尖之上。但吴宓不惧不让仍坚持“儒道思想为国之本”，因此也被鲁迅戏称为“现代中国的孔夫子”。虽含有讽刺之意，但先生一生从未放弃，就像他曾总结自己一生时说道：“吴宓，一介平民，一介书生，常人也；做学问，教书，写诗，均不过中等平平。然宓一生效忠民族传统文化，虽九死而不悔；一生追求人格上的独立、自由，追求学术上的独立、自由，从不人云亦云。”因遵循儒家思想他一再表示，“我的一言一行，都是以圣人为榜样……”而他心目中的圣人就是“孔子、释迦牟尼、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”。而这也渗透到其教书育人中并倡导“孔子教人，首重躬行实践”。如当他在清华主持国学院时，提出的办系总则就是使学生成为“博雅之士”。所谓的“博雅”，就是博学多才，道德高尚、情操优美、气度高雅。作为提倡者，先生也“躬身实践”。孙法理先生曾回忆，当其在武大求学时，虽指导老师为袁昌先生，却也时常向吴宓请教。而吴宓先生从不因他是别人的学生而敷衍了事，在师生共同探讨问题时，吴宓总是认真查阅资料、谨慎思考之后才予以回答。虽后人总以其叛逆的个性说他是一个与新文化较劲的老夫子，但在先生从教的半个世纪，门下的弟子各个学有所成，如近代文学大师钱钟书、季羡林、曹禺等。曾有人说：“作为其门下弟子，现在如果还有混不上博导的，简直就是丢脸。”这话也许有点过头，倒也让人掂量出这“老夫子”的水准。

  虽热爱传统文化，反对白话文，但是先生对于由白话文写成的《红楼梦》十分推崇。中西文化知识的融会贯通，使得先生对“红学”的研究不同于其他派别，而用其本身的一种古典浪漫情怀另辟“红学”研究之径。在其批注的《石头记》中，曾如是写道：“今夫《石头记》一书所写之理想精神，为“美”与“爱情”实感人……黛玉临终，旦夕服侍，不怨不违，厥惟紫鹃。紫鹃紫鹃，吾实敬爱其人。吾愿效法紫鹃，且愿引紫鹃以自慰，终无人之余年也。吾亲吾友，欲知宓者，请视紫鹃。”正是这份浪漫的感性情怀，当其听说某地一牛肉面饭馆竟命名为“潇湘馆”（林黛玉居所之名）时，气急败坏的冲到那里，举起拐杖乱砸一通。按照叶兆言所说：“身为一个学者，此时却更像一个国民党伤兵。”事实上，吴宓不仅喜欢林妹妹，对世界上所有的女性，都有一种发乎情止乎礼的热爱。而他本人也一再表示，“除了学术和爱情问题，一概免谈”。

  其实，吴宓先生的一生和性格可以说是复杂和多彩的。就像季羡林在其《回忆吴宓》中所说：“虽属国外学成归来，但他古貌古心，同其他教授不同，所以奇特；看似严肃古板，但又颇有些恋爱的浪漫，所以矛盾；总之，他是一个特有的矛盾的人。”但季先生也表示：“此话中没有丝毫贬义，而是充满了敬意，因为他虽然生活在旧社会，但是一个不同流合污、特立独行的奇人，是一个真正的人。”（薛红玉）